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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合同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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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1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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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合同诈骗罪一

  目 录

  一、合同诈骗罪的四个特征 ……………………………………………………1

  二、合同诈骗罪的五种表现形式…………………………………………………3

  三、合同诈骗罪的犯罪………………………………………………………5

  四、合同诈骗罪的六种类型………………………………………………………6

  摘要: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定、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从犯罪的构成来看,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合同诈骗罪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对方当事人“自愿”地与自己签定、履行合同,而骗取对方数额较大的财物。

  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不难看出,合同诈骗罪在客观上主要有五种表现形式。根据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的若干的解释》规定,结合实践情况,合同诈骗的犯罪方法主要有五种类型。还有人根据我国合同诈骗犯罪、的实际发案情况,对合同诈骗犯罪采取混合分类的方法进行,又以犯罪行为的某种特征作为分类的标准。以此标准,将经济合同诈骗犯罪分为六种类型。

  关键词:合同诈骗;单位犯罪;个人犯罪;中介活动;抵押

  当前经济犯罪形形色色,合同诈骗罪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属于扰乱市场秩序罪中重要的罪名。什么是合同诈骗罪呢?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定、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一、从合同诈骗罪的概念来看,合同诈骗罪存在四个特征。

  1、从犯罪的构成来看,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构成。同时,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公司、、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这里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从实践情况看,大多数合同诈骗犯罪案件都是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案件都是以单位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18日通过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liuxue86.com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所以,如果是个人为实施合同诈骗违法犯罪而设立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的合同诈骗犯罪,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合同诈骗为主要活动的,以及盗用单位名义实施合同诈骗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合同诈骗犯罪的个人私分的,均不能以单位犯罪论处,而应以个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由于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个人与单位构成合同犯罪规定了明显不同的数额标准,所以,正确理解这一点将直接到实践中许多合同诈骗案件罪与非罪的认定。

  2、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

  它不仅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更主要的是侵犯了国家的合同管理制度,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合同诈骗的对象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这里的对方当事人,即与之订立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其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还可以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财物的具体种类多种多样,它不仅包括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有形物品,也包括电力、煤气、天然气等具有经济价值的无形物品,还包括专有技术等无形财产;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既包括实物,也包括代表一定经济价值的货币、有价证券或者有价票证等非实物性财物,如国库券、公债券、股票、储蓄存折、支票、汇款单、货物托运单、车船票、信用卡等;既包括生活资料,等等。

  3、合同诈骗罪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

  这里所说的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既包括意图将财物非法据为己有,也包括意图将财物非法据为单位或者第三人占有。至于将财物非法占有之后是用于个人消费还是用于生产、为职工解决福利待遇等用途,并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4、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对方当事人“自愿”地与自己签定、履行合同,而骗取对方数额较大的财物

  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欺诈行为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否则,不构成合同诈骗罪;二是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虚构了事实、隐瞒了真相,否则,不论合同实现与否,也不能视为欺诈行为;三是骗取对方财物数额达到了较大的程度,否则,也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二、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不难看出,合同诈骗罪在客观上主要有五种表现形式。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

  所谓“虚构的单位”,是指捏造根本不存在的假单位名称与他人签订合同;“冒用他人名义”,是指行为人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姓名,或者单位的真实名称,在签订合同时使用他人的身份、姓名、或者单位名称。这里的“他人”,既包括自然人,又包括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具体说,就是行为人在受害人表示签订合同的意思时,不是以真实存在的单位或自己的名义作出,而是以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单位或他人的名义作出,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而与之签订合同,通过对方当事人依照合同履行义务,而获得不法利益。这种行为在实践中多表现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持单位介绍信、空白合同书等证明文件,或者他人持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取的以上证明文件,向被害人实施欺诈的行为。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行为。

  即用假的、不真实的、废弃的票据或者凭空编造的产权证明做特别保证同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行为。经济合同的担保,是在经济合同订立时为了保证合同当事人恪守信用,切实履行合同义务,保障合同当事人合法权利得以实现而采取的法律办法。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可以设定担保。担保所产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与原始经济合同关系是依存关系。

  经济合同义务由当事人全面履行时,担保也随之终止,担保责任并不实现。只有在担保合同约定事项发生时,担保人才负担保责任。一般而言,担保虚假,合同往同约定事项发生时,担保人才负担保责任。一般而言,担保虚假,合同往往也是虚假的。“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是指采用伪造的或者通过其他非法途径获取的,证明其对某项根本不享有权利的财产享有权的证明文件,如伪造的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股权证、资信证明等。行为人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和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更容易使被害人产生错觉与信任,从而骗取对方当事人与其签订合同并从中获取非法利益。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签订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行为。

  这种行为实质上是并无实际履行能力,也根本没有履约的诚意,却采用先履行部分合同或者小额合同或者拆东墙补西墙的手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诱使其继续与自己签订、履行合同以骗取财物的行为。这种行为分两种情况:一是行为人在没有实际履行合同能力的情况下,欲骗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又担心对方当事人因为数额大不敢与其签订合同,而先与对方当事人签订数额较小的合同并积极主动地履行,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继而与其签订根本无履行能力的数额较大的合同,借以骗取对方的财物;二是行为人无实际履行合同能力而与他人签订合同,在签订合同后,为了防止对方•当事人产生怀疑,而主动履行部分合同义务,使对方当事人确信其肯定会履行全部合同义务,最终达到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行为。

  这是,指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卷款逃跑、隐藏而使对方当事人无法追还的行为。这种行为说明行为人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十分明显,也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所以,即使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并且其合同也是通过合法途径签订的,也应认定行为人的隐匿、逃跑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

  由于经济交往的复杂性,合同诈骗犯罪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因此,在立法上讲合同诈骗的各种行为表现一一列举出来也是不可能的。也正因如此,《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除明确列举了四种具体的合同诈骗方法外,还在第5项概括规定了“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一内容,以防止犯罪分子钻法律的空子。对于这一规定,上有人称之为“堵截条款”可以说正是切中其意。

  三、根据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的若干的解释》规定,结合实践情况,合同诈骗的犯罪主要有以下一些类型。

  1、伪造虚假标的。

  标的是合同关系中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标的虚假,合同也就不可能是真实的,按约履行合同更是空话,同时这也表明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伪造虚假标的包括自始就不存在合同所规定的合同标的,也包括在合同签约过程中或者合同签订之后,合同标的因客观原因而损毁灭失,行为人却隐瞒事实欺骗对方当事人履行合同。

  2、设置合同陷阱条款。

  签订合同本以诚信为原则,这样,双方当事人才能在充分了解事实的基础上订立真实有效的合同并按约履行。但是,在实践中有的人打着合同的幌子,有意设置合同陷阱,以根本就不打算兑现的承诺或不可行的条款引诱对方误人圈套。

  3、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致使上述款项无法偿还的。

  合同签订之后,任何一方合同当事人均应为履行合同进行积极准备,即使因各种主客观原因无法履行合同的,也应返还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并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行为人既不能按约履行合同义务,由将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予以挥霍而无法返还,当然应定合同诈骗罪。

  4、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金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财务无法返还的。

  合同当事人一方收受另一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金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后,只应促使其更积极地履行自己应尽的合同义务,而绝不允许将其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如果行为人出于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目的而签订合同并使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金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履行合同的财产,致使这些款物无法返还的,不仅直接违反了我国的法律规定,同时也违背了合同的宗旨,损害了对方当事人的财产合法权益,所以,对其行为应当以合同诈骗罪予以惩处。

  5、 隐匿合同货物、货款、预付金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返还的。

  如果说上面列举的“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金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后逃匿的”属于行为人采取避而不见的方式逃避合同履行责任并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产的话,“隐匿合同货物、货款、预付金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返还的”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赖账行为,这类行为人的行骗行径更为嚣张,实践中,对这类行为过去常常因为行为人并未逃匿而且也并不否认责任的承担而不以犯罪只以经济纠纷处理,是不妥当的。因为行为人即使不履行合同,也应当返还其所收受的对方当事人的货物、货款、,预付金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行为人拒不履行义务,又拒不返还财产,对其不以合同诈骗处理,任其下去,对于规范合同秩序是非常不利的。

  四、还有人根据我国经济合同诈骗犯罪、的实际发案情况,对合同诈骗犯罪采取混合分类的方法进行,又以犯罪行为的某种特征作为分类的标准。以此标准,将经济合同诈骗犯罪分为六种类型

  1.诈骗合同中设定的“质保金”。

  所谓“质保金”,是指对所制造、加工的产品的质量予以保证的一定数量的金钱。如果生产者所制造的产品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提供“质保金”的当事人交付给对方的“质保金”的一部或全部将不能得到返还或折抵。我国的法律没有对“质保金”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就为经济合同诈骗犯罪人提供了可乘之机。诈骗犯罪人往往利用对方当事人急于签订合同的迫切心理,诱使其提供一定的金额作为对其产品质量的保证,然后卷款潜逃。从已经发生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利用诈骗质保金的行为往往具有如下特点:

  (1)此类诈骗行为一般发生在加工承揽合同中。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情况是来料加工承揽方对业务的需求是供不应求,加工承揽者不仅宁可分文不取,而且愿意提供给委托方一定金额的质保金以使自己可能取得该合同,诈骗犯罪分子往往利用加工承揽方的迫切心理进行诈骗犯罪。

  (2)设定质保金的合同一般加工的数额都比较大,从加工中可以获得的“工费收入”相当可观,甚至是超乎想像,从而诱使被害人签订合同并提供质保金。

  (3)“质保金”往往作为签约的前提,在签订合同时一起订立,并由加工承揽方提前支付。

  2.利用中介合同进行诈骗。中介活动是一种法人或者公民个人的居间活动。中介人与他人订立的以介绍信息、介绍业务而进行的活动便是“中介”。当事人在订立中介合同后,作为中介人的乙方有义务为委托人寻找业务伙伴,提供有关的经济信息,而作为委托人的一方则有义务在中介人完成了中介义务后向中介人支付双方约定的服务费用。在一般情况下,委托人与他人的合同一经订立,委托人和中介人之间的中介服务关系即告结束,中介人不必对委托人与他人订立的合同是否履行、是否违约承担责任。正是由于中介合同的上述特点,一些犯罪分子往往合伙作案,采取订立中介合同的方法,骗取预付款、定金或中介费用。

  3.诈骗合同中设立的抵押担保。

  抵押是履行合同的一种担保方式,通常是合同的义务主体或第三人为了保证债务人履行债务而向债权人提供一定的财产作为抵押,当合同的债务人没有如期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时,债权人有权将抵押的财产变卖并从中优先受益。从实践中看,抵押担保对促进当事人履约有积极的作用。但一些诈骗犯罪分子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们采取提供无效的抵押担保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诈骗被害人提供的合同的资金或货物;或者采取与受害人订立虚假合同的方式,制造对方当事人违约的事由,混淆经济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的界限,恶意占有被害人的财产,甚至骗取对方当事人的抵押财物卷款潜逃。

  4.利用技术转让合同进行诈骗。

  所谓技术转让合同是指技术持有方将自己的技术交付给实施方使用并从中获得报酬,而由技术的持有方和实施方签订的合同。技术转让合同包括专利转让合同、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和专有技术的实施许可合同。一些经济合同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一些、甚至地方政府急于发展的心理,虚构所谓专利技术、专有技术,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这种诈骗方法的一般特点是:

  (1)技术转让费用通常是在签订合同的规定时间内一次付清,或先期预付。

  (2)“技术持有方”往往虚构产品的销售量,诱使对方以较高的价格支付技术转让费用,甚至虚构所谓“专利”或“专有技术”。

  (3)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进行诈骗。

  5.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进行诈骗,即用假的、不真实的、废弃的票据或者凭空编造的产权证明做特别保证同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行为。

  6.利用“钓鱼合同”进行诈骗。此类诈骗中诈骗犯罪分子并没有实际履行能力,却以先签订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诱使其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从而骗取被害人的财产或者其他财产型利益。

  综上所述,合同诈骗罪是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当然我国《刑法》也规定了对其相适应的刑罚:犯罪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个人诈骗3万元以上;单位诈骗20万元至30万元以上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个人诈骗20万元以上)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参考文献】:

  [1] 高铭暄主编:《刑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肖中华主编:《刑事司法指南》,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3] 刘文华主编:《经济合同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张思之主编:《律师实务》,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王君亭主编:《经济犯罪认定与侦查实务全书》,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浅析合同诈骗罪二

  合同诈骗罪的主观要件要求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合同诈骗他人公私财物的故意。如何确定“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这不仅是认定该罪主观故意的关键内容,而且也是区别此罪与彼罪的基本因素之一,但这个问题在刑法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扰,使合同诈骗罪成为了疑难复杂的罪名之一,笔者就这个问题,做如下探讨:

  合同诈骗罪就是利用经济合同为手段的犯罪,注定其与民事活动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性,且犯罪故意产生时间具有复杂性,更加使其与民事欺诈难以区分,这些特点决定了准确认定“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对认定合同诈骗罪具有着重要意义和一定的难度。

  “非法占有”是行为人主观心理活动,而心理活动往往不为人知,难于认定,但主观活动见之于客观行为的哲学观点为我们判断人的主观心理活动提供了途径。因此,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要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和标准。

  关于认定的依据,目前学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依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来判断;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以实际履行能力作为基本出发点,再结合行为人的履行态度以及对合同标的物的处理情况等要素来判断;第三种观点认为,可从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积极行为、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造成损失的真正原因三个方面来判断;第四种观点认为,应从两个阶段来判断,即在合同签订阶段看是否有欺诈行为,在合同生效后看行为人的履行态度、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以及合同标的物的处理情况等。

  笔者结合各学者不同的观点认为,判断“非法占有”存在与否,一般应从以下事实入手:

  1、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

  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对于认定诈骗故意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情况下,此种能力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履行能力的性质具有物质性、特定性和时间性。合同作为商品交换的法律形式,是合同各方为设立、变更或消灭一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协议,是以财产利益为基础的物质经济关系。因此,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必然直接表现为一方当事人保证对方当事人实现合同约定财产利益关系的民事能力。

  所以审查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及其经营范围,是相当重要的;同时合同实际履行要求相一致的商品交换能力,但由于不同种类的合同,权利义务各不相同,故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只能从合同的特定内容出发,去做出事实求是的判断;此外,行为人订立合同时,是否具有与合同规定相一致的商品交换能力,把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限定在订立合同这一特定之时,在审判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履行合同能力的有无和大小,以及行为人对这种能力状况明知的程度,这是认定行为人签订合同时主观动机、目的的一个因素和依据。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而且也根本不去创造条件履行合同,非法将他人财物骗归己有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但是,仅仅以此作为判断依据,也会有失偏颇。因为履行合同能力是受主、客观各种因素制约的,并处于一种多变的状态之下,有的人在签订合同时并不具备履约条件,但在签订合同以后,经过积极努力,争取到履约的条件,使合同得到基本履行;有的人在签订合同时具备履约的条件,但在签订合同之后由于情况的变化,失去了履约的条件,导致无法履约;还有的人虽然完全具备履约的条件,但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因此,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还必须考虑其它因素。

  2、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骗手段。

  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采取欺骗胁迫手段所签订的合同,都是无效(或可撤消)合同,如违反当事人的本意而签订的合同;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而签订的合同;在恐吓、胁迫下签订的合同;在一方代理人与他方恶意串通下签订的合同等。由此可见,欺骗手段往往与导致合同无效(或可撤消)的原因分不开。

  但是,却不能说凡是以欺骗手段造成的合同纠纷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关键是要对欺骗手段及其在整个案件中的作用来具体分析。一般来说,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行为人在某种事实上有虚假的成分,但并没掩盖其根本无法履行合同的事实,或者虽然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但本人表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的,足以说明行为人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应按合同纠纷来处理。

  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往往一无资金,二无场地,三无技术,结果必然要采取伪造证件,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编造谎言,以虚假的身份和虚假的担保等手段,掩盖其根本无能力和诚意履行合同的真相,骗取对方与自己签订合同,而事实上则根本不去履行合同,或者故意制造障碍,破坏合同履行的条件,把责任推给对方,致使合同不能履行,从而给对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这种情况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3、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

  履行合同的行为与履行合同的能力并非同一概念,有履行能力并不一定有履行行为,没有履行能力也不一定没有履行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常常以不履约的行为表现出来。如果合同已全面履行,自然无合同诈骗可言。所以,履约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的诚意,也是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骗取钱财”目的的重要客观依据。

  一般来说,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以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履行的,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以后,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履行合同的行为,也只是象征性的,签订合同后如果财物一到手,即逃之夭夭,或大肆挥霍,或用作与合同毫不相干的其他用途,根本无力偿还。对于这种情形,无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条件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4、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

  一般来说,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人,在发现违约或对方提出自己违约时,虽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可能会进行辩解,以减轻自己的责任,但决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在积极违约确凿无疑后,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并有一定的承担责任的行为。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由于其明知自己根本不可能履行合同或不可能全部履行合同,也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在纠纷发生以后,行为人往往会想方设法逃避责任,使对方无法挽回遭受的损失。

  浅析合同诈骗罪三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与发展的需要,合同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在民事行为中,人们往往以合同的形式来对双方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以期达到预期的目的,合同诈骗也就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

  根据合同诈骗罪的危害本质分析,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市场经济领域内,人们籍以发生关系的,签订与履行活动均受市场秩序制约的合同,合同诈骗之合同形式也已经由合同法颁行前的单一书面形式扩大为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及推定等其他形式在内的各种合同形式。以此为据,本文对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之间的关系、实践中合同诈骗罪与合同违约行为二者之间的区别,分别利用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进行诈骗的司法认定,以及利用劳务合同进行诈骗如何认定,进行了评析。

  关键词:合同 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是诈骗的一种特殊形式,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定、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欺诈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诈骗罪是侵犯财产罪中最常见的一种罪名,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的基本结构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害。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是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

  合同诈骗罪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一种,他与合同中的违约行为很难区分。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合同中的违约行为是指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的行为。二者区分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 ③。刑法修改前,合同诈骗作为诈骗罪的表现形式之一被涵盖于诈骗罪之中,1997年刑法修订时,才将其从诈骗罪中独立出来规定为一个新的罪名。从客观表现形式上看,合同诈骗罪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犯罪手段上,即行为人是利用“合同”这一合法形式,使用欺骗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因此,准确界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

   一、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性质

  刑法理论上,就如何界定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性质未见争论,一般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主要是指经济合同,不包括非经济合同 。我国刑法中的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概念是从原经济合同法演变过来的,经济合同的概念最早源于前苏联,并在我国得到广泛的承认。随着合同法的颁行,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同时被废止,但是对什么是经济合同理论界一直在争论,而合同法中未沿用经济合同的概念,这表明经济合同已丧失了其原有立法基础。在我国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合同作为实现国民经济计划的工具被引入在相关法律中予以确认。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发展,随着合同法的修改,经济合同的内涵和外延已发生了实质的变化,合同法中的合同不再区分经济合同和非经济合同,所以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为广义上的合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规定在破坏市场秩序罪中,其目的是打击利用合同手段侵害公私财产并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性质,应以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客体为基础。因为犯罪的本质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而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它是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直接反映。犯罪客体揭示了犯罪的危害本质,是区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最根本的标准。所以,犯罪客体在犯罪的认定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合同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因而,确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性质,当然要以合同诈骗罪的客体为依托。

   依据刑法分则的规定,合同诈骗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该犯罪行为不仅侵犯了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管理秩序,还侵犯了当事人合法财产所有权,并且,从编排体例上看(刑法将合同诈骗罪置于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的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前者为合同诈骗罪的主要客体,也是合同诈骗罪区别于诈骗罪的根本所在。根据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客体分析,该犯罪行为必定发生在市场经济领域内,并危及市场秩序。所以,在合同诈骗罪中,作为行骗人与他人发生关系之媒介的“合同”,其签订与履行当然应发生在市场经济领域内、受市场秩序的制约,否则,利用该“合同”诈骗,不可能侵犯到市场秩序,更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

   综上所述,根据现行合同制度的立法以及刑法的规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是指在市场经济领域内,人们藉以发生关系的、其签订与履行活动均受市场秩序制约的合同。

  二、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形式

   所谓合同的形式,是指合同当事人合意的表现形式,是合同内容的载体和外部表现形式。根据合同法第九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可见,在民事领域,合同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且基于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享有充分的合同形式选择自由权。那么,是否所有形式的合同均可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呢? 如若不然,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形式又如何呢?

  对此,多数学者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仅为书面形式的合同,因为“将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界定为书面形式,既不与司法实践脱节,也考虑到了合同法律的变化情况(如扩大合同主体、扩大合同书面形式等),避免了法律适用的混乱。而将口头合同诈骗定性为合同诈骗,不仅没有实际意义.反而会因混淆普通诈骗与合同诈骗的界限而产生执法困扰,实不可取。从证据的客观性要求来说,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①等等。也有观点认为利用口头合同诈骗亦构成合同诈骗罪。观念上的分歧,必然导致司法认定中的混乱,因此有必要对该问题予以澄清。

  从立法上看,刑事法律对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形式并未予以说明或限定,因此,界定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形式,可以也必须以相关合同制度的立法为基础。从合同制度的立法发展看,1999年合同法颁行前,我国几乎所有与合同制度有关的法律、法规、部委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都规定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1997年刑法修订时至1999年合同法实施前,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形式仅为书面合同。这正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否定合同自由原则的合同制度的必然产物。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渐发展与完备,人们在经济交往过程中越来越注重对交易便捷、迅速的追求,于是利用口头协议以及现代科技手段等便利、快捷方式进行的交易日渐增多,合同形式日渐繁荣。基于此种变化与实际需求,1999年合同法赋予了当事人选择合同形式的自由, 规定合同的形式不仅包括书面形式(指合同书、信件及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还有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如推定形式) ,当事人在民商事交往中,可自由选择合同订立的形式。如前所言,对合同诈骗罪中合同形式的界定,须依托于相关合同制度的立法,因而在刑事法律就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形式未作特别限定的情况下.随着合同法的颁行,合同诈骗中合同的形式实际上已由原来单一的书面形式转变为灵活多样的书面、口头等合同形式。

  有学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仅限于书面形式的合同,而不能等同于合同法中的合同,否则将会出现特殊法条(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架空普通法条(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混乱现象,并将最终导致第二百六十六条普通诈骗罪名存实亡。笔者以为,这种观念的产生,源于未能从根本上把握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特性。

  如前所述,合同诈骗罪的危害本质在于对市场秩序的破坏,其次才是侵犯了当事人合法的财产所有权,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仅限于市场经济领域内,人们藉以发生关系的、其签订与履行活动受市场秩序制约的合同,这正是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特性所在。而合同是书面、口头亦或其他形式,只不过是从合同的外在表现形式上的表现形式,不影响对合同内容和性质的判断。如果合同不具有上述特性,则不论其是何种表现形式,利用该合同进行诈骗均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如果具有上述特性,则也不论合同表现形式如何,利用该合同进行诈骗即可构成合同诈骗罪。

  可见,并非所有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均为书面形式的合同,也并非所有非书面形式的合同均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将口头合同乃至其他非书面形式的合同归于合同诈骗罪中,不会导致特别法条对普通法条的架空。所以,持前述观点的学者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固然,由于口头合同等非书面形式的合同缺乏对合同内容的客观记载,因而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订立口头合同的当事人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及合同内容

  如何时,往往存在举证上的困难,但是并不能以此为由认为非书面形式的合同

  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因为,犯罪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以人的主观认识为转移。现实中,往往由于非书面合同没有文字记载,而更多为诈骗者行骗时所利用,若将其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无疑极大地缩小了该罪名适用的范围,甚至于放纵犯罪 。实质上口头合同等非书面合同作为合同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客观存在之物,是可为其他事物所证实并为人所认知的,因而,只要能通过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间存在以非书面合同形式表现的合同关系及合同的内容,且诈骗事实成立,则即可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综上认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形式已随着合同制度的相关立法的变化而改变,其已由合同法颁行前的单一书面形式扩大为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及推定等其他形式在内的各种合同形式。

  三、合同诈骗行为与合同违约行为的区别

  合同违约是指合同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违约行为的实质在于非法侵害合同所产生的债权,其违法性表现在行为人违反法律所保护的合同义务合同法中的违约行为形态包括预期违约与实际违约,预期违约又分为明示的违约和默示的违约。实际违约又包括拒绝履行、不适当履行、迟延履行、部分履行。细分不适当履行又可分为瑕疵给付和加害给付,迟延履行又可分为迟延受领和迟延给付。合同法中的违约行为可通过继续履行合同、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的方式予以解决。合同法违约责任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让违约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通过补救和惩罚所承担的财产支出,维护守约方的合同权利。

  我国合同法的归责原则是严格责任原则,就是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条件只有在没有实际履行或没有适当履行合同义务,就须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他的归责原则就是以严格责任原则为主。另在一些分合同中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如合同法180条规定供电人未按法定和约定的供电质量标准安全供电,造成用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违约行为二者是罪与非罪的区别,但容易混淆,尤其当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使用了一定的欺诈手段时,更难以区分罪与非罪,二者区分的关键在于是否非法占有当事人的财物,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意欲利用合同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物,而合同法中的合同当事人只是通过合同进行正常经济活动从而取得经济利益。但是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立法上并没明确的界定,理论界有学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

  1.首先看行为人是否采取了刑法所规定的欺诈手段。凡是使用刑法所规定的欺诈手段的,原则上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2.要综合考虑其他情节,包括行为前、行为过程中以及行为后的各种情节。

  3.使用对方当事人的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4.在签定合同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

  5.收到对方的货款后,不按合同规定或者双方约定组织货源,而是用于冒险投资的。

  纵上所述,合同违约与合同诈骗都是以合同的形式出现,但其目的和造成的社会危害却是不同的。然而不能因为他们都是以合同的形式出现,就不去做正确的区分,这样势必造成公检法部门处理这些事务时带有较大的随意性。造成合同违约是民事纠纷,而合同诈骗是刑事犯罪,二者之间只有学说理论上的区分,却没有详细的立法细则。这不能说不是我国立法上的缺陷

  四、司法认定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利用书面合同、口头合同诈骗,应如何定罪处罚

  有这样一则案例:被告人吴来泉在2000年8月至11月期间,以某县民政局下属企业负责人的名义与上海人惠工贸有限公司蔡宏签订书面购销协议,骗取蔡宏多纳士牌家庭影院85套,实际骗得款物199100元。期间,其又以外贸企业负责人的名义,通过订立口头合同,骗得该县生产月饼的福建人许定新价值51929元的月饼。其还以县民政局福利公司负责人的名义,通过订立口头合同,分别骗取安徽省和县欣澄麻油厂价值25000元的麻油和江苏如皋江海日化商行价值48500元的洗衣粉、洗发水。共计骗得财物为324592元。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吴来泉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两罪,应对其进行数罪并罚;另一种意见认为吴来泉的行为

  应以合同诈骗罪一罪定罪处刑。法院在对该案的终审判决中采纳了第二种意见。

  据前所述,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形式包括书面、口头及推定等多种形式,因此,以口头合同骗购他人货物,也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而非诈骗罪。基于此,笔者同意法院对上述案件的终审判决结果。这里需要予以特别说明的是,案件中吴来泉的行为实质上构成同种数罪,而非一罪。首先,该案件中吴来泉的行为不属连续犯。因为,构成连续犯除了要求行为人连续实施数个可以独立成罪、

  且触犯同一罪名的行为外,还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备同一的犯罪故意,且该同

  一的犯罪故意应具有连续性,即是“于开始实施犯罪时,为了完成一个预定的犯罪计划,或为了实现一个总的目的(目标),或预见总的犯罪结果”。根据案情可知,吴来泉在2002年8月至11月间,分别以不同的名义、与不同的对象签订书面或口头的合同骗购货物,可见,虽然在数次诈骗行为过程中,吴来泉主观上均有以签订、履行合同的形式骗取他人财物的同一犯罪故意,但其在犯罪之初,主观上并未预定一个犯罪计划或总的犯罪目标,也未对最终犯罪结果有认识,而是在碰到合适的对象后,便以不同的名义和形式,进行合同诈骗,因而,其行为具有随机性,主观上缺乏犯罪的连续性,不构成连续犯。

  其次,吴来泉的行为构成同种数罪。案件中,吴来泉分别以数个相同的犯罪故意,实施了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根据刑法分则的规定,该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均分别成立合同诈骗罪,由此可见,案件中吴来泉的多次行为并非为一罪,而是数个性质相同的犯罪,即同种数罪。

  (二)利用劳务合同进行诈骗,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

  劳务合同,也即雇佣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为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合同。利用劳务合同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亦屡屡发生。对该类案件应如何定性呢?比如有这样一则案例:被告人王某利用伪造的身份证,以虚构的公司的名义对外招聘业务人员,王某与前来应聘者签定了劳务合同并收取了应聘者“风险抵押金” 共计2万元。而后携款潜逃。法院判决认为,利用劳务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王某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

  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观点,首先我认为本案依照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其次劳务合同实质上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以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为目的,依自由意志订立的民事合同,它发生在市场领域内,受市场规范的制约。如果行为人为了当谋取非法利益,利用劳务合同进行诈骗,不仅他人财产的合法所有权,更是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显然,利用劳务合同进行的诈骗所侵犯的客体超出了诈骗罪的客体范围,而与合同诈骗罪的客体相一致。所以,利用劳务合同进行的诈骗应属于合同诈骗罪中之合同的范围。

  纵上所述,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性质及形式,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的关系,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违约行为的界限,是更好好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要求,也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如果能对合同诈骗与违约行为进行立法方面的完善,或者予以统一的有可操作性的司法解释,不但有利于司法实践上认识的统一,更有利于打击利用合同进行的诈骗犯罪行为,保护公平交易,维护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

  参考文献:

  ① 张明揩:《刑法》,法律出版社2001出版。

  ② 赵旭东:《合同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出版。

  ③ ; 许利飞:《析解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载《人民司法》2003年第7期。

  ④ 赵旭东:《合同法学参考资料》,中央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出版。

  ⑤ ; 肖中华:《论合同诈骗认定中的若干问题》,载《刑事法学》2002年出版。

  ⑥ 张骥:《被告人吴来泉的行为构成数罪还是一罪》,载《南通审判》、2002年第五期。

  ⑦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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